老子的自然无为说，就是如此。

对此，李退溪以一种幽深玄妙的论说这样反驳道：今既指其有体用者为心。君子之心，所以能廓然而大公者，以能全其性而无内外也。

[6] 这句话说的就是白沙的心学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经典，也没有完全摆脱物理，这也是退溪认为白沙心学近于吾学的原因。但公于此，发得似太早。他认为，所谓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的精一之学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（这里不进行详细论述）。从这一点上严格来说，白沙自身就具有体用思想。[11]《陶山全书》三，第239页。

调息近于数息，定力有似禅定。在本虚形乃实，立本贵自然[16]的诗中，对于自然暂当别论，这里所说的以虚为本指的是以湛一虚明的心体为本。人人各有其迹，亦各有其所以迹，这所以迹者即每个人的各自的真性，既是存在，又是本质。

这种认识必然伴随着人的功利需求或欲望，它是外在知识而不是内在本性，是社会名教而不是自然存在。它以存我为贵，但它所谓自我，与郭象的自然独化说又不同，它完全是生物学的感性存在，同时也是一种感性意识，这就是人心，就是性情，也就是真正的自然。经过两汉经学的提倡，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。虽然性各有分，但人人各有其性而性各有极，则是共同的。

其特点是以现象为本体，以存在为本质，强调主观无意识的作用。但是，在玄学后期（东晋），却有人出来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就是《列子·杨朱篇》的作者。

它不是与无同体，与道同体，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无和道，它是与天地同体，与变化为一，完全是现象学的，而不是本体论的。自然也就是道，当时的另一位玄学家夏侯玄说：自然者，道也。就是说，人是精神和形体、理性和感性的完整的统一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，神形、心身是互相作用互相转换的。只是这时一切皆出于自然，并无任何道德功利的追求。

自然是道自身的本质，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，也就是自在的存在，再没有任何东西来决定自然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郭象又一次发展了玄学心性论。[26]人之所因者天也，天之所生者独化也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嵇康所谓智主要指社会伦理是非善恶之知。

因此，仁顺、恭俭、忠信、敬让等等，都被说成是人之性情，也就是出于自生，本于自然。[2]《三国志·钟会传附王弼传》。

[22] 这里嵇康不仅不否定欲，而且肯定情欲是实现人性的基础，而仁义礼让则是违反人性的。这是中国哲学传统所不能接受的，因而很快就消失了，但它在中国心性史上的地位，决不可忽视。

阮籍不拘礼教而发言玄远[10]，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，他们比何、王等人更具有批判精神。这是嵇康论心性的基本前提。自然虽然是无，然而又是真正的本体存在。只有把人们从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才能获得个性的精神自由。二 但是，这一发展并没有结束，它以更加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这就是嵇康、阮籍等人的自然超越论。这种意趣实际上是美学式的，而不是伦理式的。

所以迹者真性也，夫任物之真性者，其迹则六经也。[30] 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行迹，而是指其所以然者，这所以然者就是自得之性，它不是得之于外在的什么超越性存在。

向秀作《庄子注》，在当时影响很大，以儒道为一则是他的根本思想。它所谓养生，也不同于道教如葛洪的长生成仙之术。

自然独化学说是郭象自性说的理论基础。这当然不是说，必须实行禁欲。

在《杨朱篇》看来，心性情完全合一，没有区别，都是追求欲望的满足，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了。向秀提出，人之有情有欲，出于天理自然，是人的本性。[32] 这并不是说，人人有共同普遍的人性，因而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统一。这同向秀的节之以礼也是一致的，但礼一般指外在的规范，义则多指内在的判断，所谓存宜就是存之于心，而不是求之于外。

这是一种彻底的自发性，同时又是高度的自觉，看起来完全回到了自在的存在，实际上却是自为与为他的统一，各适其性而相与为功，唯其无心，故能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，泯然与天下为一而内外同福也[37]。正因为人性自然而无任何人为的规范约束，因此它是自由的。

而是说，人人各有其性，各行其性，因而实现了齐一，并无贵贱大小之分。[41]《列子集释》，第222页。

就玄学心性论而言，它又经历了从精神超越到肯定名教、再到形体享乐这样一个发展轨迹。[33] 不失自性而能自足其性，就能不失自我。

[21] 这里，实现了身心性情的统一、感性与理性的统一、主观和客观的统一，个体的人同时又是自我超越的人，自然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。自然作为自在的存在，就是人的本质，不是存在先于本质，而是本质即存在，这就是玄学本体论的特征。所谓名教，是以仁义名分为教，以六经之文为教。四 向秀、裴頠的人伦天理论，重新肯定了儒家的群体意识，使玄学的自然主义的个体论受到了新的冲击。

阮籍把自然和名教看作对立的两极，循自然则非名教，守名教则毁自然。所谓天理、至理，就是总混群体的宗极之道，也是心性本原。

化感错综，理迹之原也。裴頠一方面论证万物以有为体，否定了王弼等人的最高本体无。

他虽然承认个性的差异性和独立性，但他所说的人并不完全是自然的人，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，因此不能不和别人发生关系。从这个发展轨迹可以看出，玄学家们在解决自然与伦理、个体与群体、超越与现实、感性与理性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时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倾向，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。